杨绛先生走了。在当今中国，身为女性而当得起先生称谓的，除了杨绛，再难举出第二人。先生不是离开，而是去汇合，去重逢。杨绛曾写过《我们仨》。1997年早春，女儿钱瑗先走一步。1998年岁末，钱锺书紧随其后。过了这些年，在2016年5月的一天，杨绛最终也去了，“我们仨”在天堂里不再分离。
　　美国《侨报》5月26日载文《我们说杨绛　首先说的是风骨》，文章说，这一天，朋友圈刷爆，一条条微信微博，说的都是她。几乎无一例外，人们向这个世纪老人致敬，向这位巾帼先生致敬。
　　我们说杨绛，当然要谈钱锺书。杨绛，是钱锺书眼中“最才的女，最贤的妻”。 1932年3月，他们第一次见面，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”钱钟书吸引了她，然后，他们一路走来，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。这两人的故事，丰富了中国历史上才子佳人的传说。
　　我们说杨绛，当然要说她的才华，她的学问。 中国人往往说夫荣妻贵。而杨绛之贵，并不是借了多少钱锺书的光环。她的成名，早于钱锺书。作为翻译家，她翻译的《唐吉呵德》被公认为最优秀译本；作为剧作家，《称心如意》活跃舞台60多年；作为散文家，她的散文《我们仨》、《走到人生边上》不仅叫好，还叫座。2014年，103岁的杨绛被授予“年度作者”称号，在以年轻读者为主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被高票当选。对她作品的爱戴，超越年龄，超越时代。
　　但我们谈杨绛，最重要的是谈她的风骨，她的人格。这一位世纪老人，过去105年间，从清朝到北洋政府，再到民国和新中国。经历了几多风雨，几多宠辱，还能保持一份知识分子的高贵风骨，一份文化人的完整人格。
　　杨绛与钱锺书,他们在中国抗战的烽火中回国，以他们的方式，与这个苦难民族同甘共苦。他们更走过了文革的荒唐岁月。一本《干校六记》忠实记载了下放干校的点点滴滴。也许，她不像有些人金刚怒目，但以她的“怨而不怒”，记录了大时代中的小插曲，在别情离意中，带出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生命的残害，也透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高贵情怀。 《干校六记》的第六记是“误传记妄”。她问钱锺书，当初如果离国，岂不更好，钱锺书说不，他引柳永的词自喻，就是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。是的，杨绛和钱锺书，都是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，为他们所钟情的事业，为他们所热爱的国度，无怨无悔。
    我们过去见了太多的所谓知识分子，有些甚至十分“高级”，但人格低下，低到了尘埃里。有见风转舵的、有认贼作父的、有邀宠献媚的。我们今天也见到了太多的所谓文化名流，头戴“大师”等各种光环，出入于官府，露面于媒体，这一切，也与杨绛无关。
　　如果说，钱锺书是“文化昆仑”，杨绛也是一座文化高山，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 对金钱的冷漠，对名誉的恬淡，使得她真正成为一座精神宝山。“民国范” ，也许是个不准确的概括。但是，在这段充满了战火、饥荒、流离的年代，却塑造了如此高贵的灵魂，令人深思。她用105年的时光，图解了什么叫雍容华贵，什么叫温婉如玉。这个名字，能给人心带来安静，给社会带来美好。
　　只是，这个喜欢清净的灵魂，在归去的时刻，还是被媒体打扰了，被朋友圈打扰了，被民众的怀念打扰了。虽然，这不是她的本意，但我们认为，唯有这种来自民间的打扰，这种发自内心的喧闹，才说明这个社会，还有一股清流，在浊世中顽强地涌动，承载这个民族的希望。